GMM模型综述(2)

不平等的持久性等动态经济问题，因此使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计量经济研究已经成为各类经济问题实证研究的主要路径。我国学者利用GMM方法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了居民收入与就业，企业融资，公共服务供给，汇率与经济增长，房地产价格调控，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耗，农业生产与城市化，汇率变动、政府债务与投资等问题。

莫亚琳等（2011）利用全国1995～2006年的省际数据进行动态面板GMM分析，检验证实了财政支出的增加将会提高社会的基尼系数,恶化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城市化进程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曲线关系。

谢攀等（2010）采用1994～2007年度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劳动者报酬的周期性反应函数。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劳动报酬份额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力度强于东部和中部；中部地区劳动报酬份额在繁荣期受益最大,在衰退期与西部相当；劳动报酬份额的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力度呈现出衰退期强于繁荣期的显著的弱顺周期特征。并认为这是经济周期与"二元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

何光辉等（2012）基于2003～200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发现上市公司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不受制于内源融资,但按所有制分类后,只有民企存在融资约束并显著影响生产率,生产率高的民企通常拥有丰裕的内源资金；进一步按流动性与负债状况分类后仍不改变结论,流动性差、负债率高的民企所受约束更加严重。

吕延方等（2011）测算了中国1997～2008年的承接外包水平与对外发包水平，从微观角度检验了外包对我国主要产业就业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对外发包和承接外包均会对长期就业水平有积极影响,其中对外发包作用更大；制造业中,尽管承接加工品、零配件和资本品对长期就业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可以通过产出的扩大间接正向拉动就业；相对于对外发包的显著影响,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消费品出口行为对长期就业影响不显著。

宋小宁等（2012）基于2000余个县级样本，分别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三项支出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度量指标，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的影响极其微弱。就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而言,更应依靠专项转移支付。

鄢亚晨等（2012）利用GMM方法估计了汇率制度灵活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支持有关开放经济中熊彼特经济发展的基本假说：一国的汇率波动以该国的金融发展程度为中介对企业家的创新基金产生冲击,使得汇率波动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

张德荣等（2013）按照户籍和限购地域两个标准对限购政策了进行细分，来评估限购政策对抑制住宅价格上涨的效果。研究发现,对非户籍购房人实施限购的政策效果最为明显，仅在市区范围内限购难以起到抑制房价上涨的作用。

吕延方等（2013）从总量和强度探讨1991～2010年我国主要行业能源消耗、碳排放与各类特征承接外包间的动态关联性。发现承接国外中间环节的外包业务是我国出口贸易中引致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快速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力量,加工品、基本材料是引致碳排放过度的最主要生产环节,而零配件承接易导致能源总量过度消耗。

罗翔等（2014）以1978～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对象，运用两阶段GMM估计方法对中国的城市化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化发展走的是政府偏好政策主导下的农业生产风险驱动的路径,政府的城市偏好政策对城市化有抑制作用,农业生产风险加重了城市化中的区域分割。为保证中国城市化路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