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半生辉煌和半生沉寂

沈从文的半生辉煌和半生沉寂

1923年，一个来自遥远边城的外省青年怀揣着青春梦想以及对文学的满腔热忱奔京城而来。当他夹着铺盖从前门车站走下火车时，立刻被眼前豁然开朗的城市所吸引，于是他站在月台上说了一句：“我是来征服你的。”

这个青年名叫沈从文，这一年他21岁。

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初来北京的这年冬天，沈从文蜷缩在湖南会馆一间没有炉子的小屋里。天寒地冻、弹尽粮绝，可他连一件棉袄都买不起。幸好郁达夫冒着鹅毛大雪来到他的住处。让郁达夫吃惊的是这位青年一边流着鼻血，一边正用冻僵的双手伏案写稿。看到这，郁达夫解下自己的围巾替他围上，然后领他去街上吃饭，并把衣兜里剩下的几块钱全部给了他……

沈从文一生曾三进北京城。施蛰存回忆：“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1923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战。1924年，已在《现代评论》和《北京晨报》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等人……”

然而四年未满，沈从文就因军阀张作霖在北方制造白色恐怖，而随同冯雪峰、丁玲、胡也频等一批青年文人南下，移居上海。三年后他返回北平，经胡适推荐在中国公学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沈从文随同清华、北大(合并为西南联大)师生南迁昆明。1946年，沈从文携带家眷绕道上海回到光复后的北平，至此，他的后半生便留在了北京城。

子冈先生(彭子冈，《大公报》著名女记者)有一篇题为《沈从文在北平》的文章，为我们活生生地勾画出了沈从文在北京的生活。“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身灰色或淡褐色的羊质长衫，身材矮小，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

1933年沈从文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划分为 “海派”和“京派”，褒扬“京派”而贬低“海派”，并自居于京派之列，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南北文坛的大争论。正是这篇文章使沈从文成为了当时文坛的焦点和核心。那个时候谁会想到，沈从文后半生竟会远离文坛、沉寂四十年呢?

1948年，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名列其中。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

1949年，沈从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当时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是这次精神危机的见证者。他说，“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1月以后他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

1949年3月的一天，沈龙朱看见父亲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他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阻止父亲再次的自杀行为。几天以后沈龙朱上学， “父亲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手腕的动脉，割脖子上的血管”。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沈龙朱的表舅)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有呻吟的音，推门的时候门纹丝不动。张中和破窗而入。“父亲已经用小刀将手腕上的动脉、脖子上的血管划破，处于昏迷状态，头上手上的鲜血流得一塌糊涂，样子很吓人。”张中和把沈从文送到了位于德胜门外的安定医院。被医生救活的沈从文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

“1950年，在停了文学创作以后，他在很多阶段曾经有过不少次试图重新掌握用笔的能力，做过很多努力。”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回忆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主席、总理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作安排。严文井这些老朋友向他约稿，都希望他能够回到专业作家队伍中来，不要在博物馆搞他那些东西。……但这对他来说，很矛盾。真要拿起笔来的时候，心中还是有顾虑。虽然是‘小阳春’，文学里的禁忌还是很多。”

1953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通知：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为焚毁。

1966年，“文革”开始，沈从文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罚扫女厕所，他写出的那本大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列为“毒草”，印不出来了;他在东堂子胡同的三间住房，被人挤占两间;家八次被抄，书稿图籍、文物什物有的被抄走，有的被毁掉，有的堆在院子里，只好论斤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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