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诗三首(古诗 故乡)(3)

篇末，借助渐渐远离故乡的“我”的朦胧之感，再一次幻化出一个神奇的境界：海边，碧绿的沙地;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它似乎照亮了作者心中的希望之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富于哲理性的警句，为全文作了深沉而隽永的收束。

就艺术表现而言，《故乡》兼备小说与散文的特长。它以精练的生活片断的连缀取代了曲折的情节铺述，以叙事主人公“我”的情感的起伏变化为贯穿全文的内在线索，大大加强了抒情的成分。同时，对客观人事的生动描绘与主观情感的充分抒发有机地交融，童话般美妙的境界与琐屑世俗生活相互映衬，再加上某些思辨性的精辟议论，凡此种种，使作品既富于历史的深度，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给读者提供了深刻的哲理启示。

打破人间的厚障壁

——读《故乡》

李岫

一

1919年12月，鲁迅从北京回绍兴老家探亲、搬家，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故乡的荒凉、家庭的败落、农民的不幸，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这一切所见所闻孕育了《故乡》这篇小说。

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是不同的。

关于童年的生活、故乡的往事，鲁迅写过许多优美的散文，多辑入《朝华夕拾》中。那些回忆的文字，多半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如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百草园、三味书屋、父亲的病……鲁迅说过，这些人和事，包括故乡的菱角、罗汉豆等，“都是使我思乡的蛊惑”(《朝华夕拾·小引》)。

但《故乡》不同于上述文字。《故乡》是小说，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虽有共同的生活素材，但小说的创作过程是对生活的艺术的认识和表现的过程，是经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和加工，对主题进行提炼而成的。这就是创作的典型化过程。

《故乡》中的闰土，本名章运水，据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记载，“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孩子们叫他“庆叔”，既种地，又是个手艺人，逢年过节或者收租晒谷的时候，他常来周家帮忙。有时来取稻草灰，值祭的年头来看守祭器，这些都是实有其事的，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曾描述过闰土的父亲在雪天捕鸟的情景，《故乡》中则是闰土捕鸟了。塑造闰土这个形象时，鲁迅就把章运水父子的特点集中起来，不是“专用一个人”，也不是把某个人的特征生硬地套在另一个人身上，而是取其有用的部分罢了。鲁迅说，“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1936年2月21日致徐懋庸)这就是“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手法。鲁迅熟悉闰土父子的生活，热爱他们，同情他们，将他们再现笔端的时候，许多个闰土的特征就集中在一个闰土的身上了，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就是典型人物。

杨二嫂这个形象也是如此。周遐寿回忆道，“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诨名而已。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内。”《故乡》中的杨二嫂可能取了某个街坊女人的外形，而将一切小市民的自私、占小便宜、爱慕虚荣等恶习集中在她身上，从而塑造了这个“辛苦恣睢”的典型。

故乡确是鲁迅的故乡，那里的风土人情、乡野的故事，不止一次地出现在鲁迅的作品里。但我们绝不能把小说《故乡》看成是鲁迅的传记或是传记体回忆录。歌德把自己的自叙传题名为《诗与真实》，“诗”，那是为了强调自传的诗意，而自传的本质乃是真实，写自传不允许创作，不能把自己当典型来塑造，不能虚构。鲁迅1919年底回家一事在他的日记里有真实而详细的记述。四日日记载：“雨。上午渡钱江，乘越安轮，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是晚上到家的，但为了塑造一个能揭示主题和人物的典型环境，小说把到家时间改作“清早晨”，正如许钦文所说，“如果说晚上回家，那就不好写瓦楞上枯草断茎的当风抖着了。”(《〈呐喊〉分析》)这样，深冬的故乡，阴晦的天气、萧索的荒村……一副农村破产的景象便展示给了读者。廿四日日记载，“晴。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小说却只说同行人是母亲和宏儿，“事实上同走的连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次子还没有名字，生后七个月，小说中便将他诗化了，成为八岁的宏儿，因为否则他就不能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去做朋友了。”(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多余的人物在创作中是没有用处的，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他的场景、他的戏，都有他与其它人物的特定联系。

鲁迅的作品所以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是因为他善于运用典型化创作原则。他不仅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而且还有精辟的理论见解。总结起来，不外 …… 此处隐藏：1189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