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学沈石溪的《斑羚飞渡》(人教版7年级下),产生了许多疑问。
疑之一,是故事的真实性──即便是艺术的真实。课文描写的“斑羚飞渡”简直是一种绝技。这种绝技需要斑羚们起跑、起跳时间选择得高度精确、跳跃幅度控制得高度准确、跳跃技巧掌握得高度娴熟、对接时机衔接得高度吻合。在故事中,不但这些都完美地实现了,羚羊们还表现出一种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高度的团结协作精神和“心甘情愿用生命为下一代开辟一条生存的道路”的献身精神。这群羚羊和人类最优秀的团队(包括动作技巧要求极高的运动团队和杂技团队)相比,和最出色的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绝对地训练有素!如果平日没有千百万次的训练,如果训练不严格、不艰苦,不似杂技演员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肯定不会在关键时刻创造出这种奇迹。那么接着我们就不得不怀疑,这样高难度的特技,斑羚们是什么时候、是怎样训练出来的呢?难道这种高难度训练是它们平日经常进行的一种科目?难道在它们的生活范围之内还有一块类似的场地供他们训练所用?难道他们此前能预见到将来会有这种种群灭绝的危险而有备无患?甚或它们曾遇到过这种情况而将训练代代相传……不可思议!
疑之二,是故事的科学性。在这次飞渡中,损失最大的是镰刀头羊了,它不但和别的羚羊一样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失去了自己的“王位”,包括在种群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大群“妻妾”。可是我们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央电视台等权威的“动物世界”之类的节目中看到,雄性动物在争夺王位时,以及在求偶时,无一例外地都会和同类拼个你死我活,丝毫不会发扬什么“风格”。有时其惨烈程度和血淋林场面,令人头发上指。可这回,“镰刀头羊本来站在年轻斑羚那拨里”,但是,当它“眼光在两拨斑羚间转了几个来回”之后,便“悲怆地轻咩了一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老年斑羚那一拨去了”──轻易地放弃了生命与王位。这可能吗?它怎么会突然改变了它的“动物性”而具有这么高的“觉悟”与“献身精神”呢?
还有,这群羚羊是懂数学的。你看,“飞渡”之前,羚羊分为两拨,结果老年斑羚的数量比年轻斑羚那拨少十来只。但镰刀头很快发现了这种不均衡,“悲怆地轻咩了一声”,即下达命令,进行调整,于是有几只中年公斑羚自动从年轻斑羚那拨里走出来,进入老年斑羚的队伍。“这么一来,两拨斑羚的数量大致均衡了”。这也使我们怀疑,斑羚怎么可能会有这样高的计算能力和这样高的智商?
疑之三,是情节的合理性。小说先写“我们狩猎队分成好几个小组,在猎狗的帮助下,把七八十只斑羚逼到戛洛山的伤心崖上”,然后写“在面临种群灭绝的关键时刻,斑羚群竟然能想出牺牲一半挽救另一半的办法来赢得种群的生存机会”──于是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斑羚们的“飞渡”。在这种场面面前,作者写道:
我看得目瞪口呆,所有的猎人都看得目瞪口呆,连狗也惊讶地张大嘴,伸出了长长的舌头。
这情节是经不起推敲的。猎人以猎获猎物为目的,猎物就是他们的勋章和墓志。加羚羊肉是鲜美的,羚羊角更是名贵药材,正是为了这种经济利益,伤天害理、丧心病狂的狩猎者们宁可以身试法,并致使羚羊濒临灭绝。按照正常逻辑,根据这伙猎人的觉悟水平,在羚羊已成瓮中之鳖时,即使执法人员命令他们放下猎枪停止围猎,恐怕都无异虎口夺食,他们怎么可能自觉地、主动地,或不有由自主地放弃即将到口的羚羊肉和即将变成大笔钞票的价格昂贵的羚羊角,转而雅兴甚高地欣赏羚羊秩序井然地绝处逢生或十分可惜地弃身峡谷,而自己徒劳一场?如果他们真地被斑羚的崇高精神感动了,震慑了,那为什么不赶紧后退、撤离,而要残忍地欣赏这些感动震慑了自己的动物悲壮地赴死呢?一边是人狗合作,辛苦追赶围捕,一边又在功亏一篑时轻易放弃;一边像猫戏老鼠,把这群可怜的斑羚逼上死路,一边又猫哭老鼠,假惺惺地表示自己的震惊和感动,这是不是太不合情理?
如果人有可能被感动的话,那么狗也可能被感动到吗?猎狗的狗性决定,它这个时候只能是精神亢奋地追逐、围捕、狂吠、撕咬,而不可能被“感动”得转为沉静,蹲在一旁静静观看斑羚“飞渡”,毫不惊扰它们“飞渡”,还“惊讶地张大嘴,伸出了长长的舌头”。
以上三疑有个共同点──都疑作品之“真”。当然,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不必要求所写的内容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发生过,而可以进行适当的虚构,但是,虚构必须保持艺术的真实,必须建立在生活的真实之上,必须是生活中的可能。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作家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诗学》,第9章)。许多西方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也主张,虚构的故事必须是 …… 此处隐藏:1281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