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常谈》第8章：早就有人主张改革汉字(语文常谈pdf)

可是有人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并且拿来跟上面的情况做比较，引起了种种疑问，提出了种种建议。远在宋朝，就有一个人叫邓肃说过，“外国之巧，在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故迟。”[①]明朝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开始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明末学者方以智受它的启发，也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的想法。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接触外国事物更多了，于是兴起了一种切音字运动，卢戆章、蔡锡勇、沈学、朱文熊、王照、劳乃宣等是它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时代是中国经历了二千年封建统治，又遭受了半个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国家越来越衰弱，人民越来越困苦，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和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正在先后出现的时代。爱国主义唤起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的注意，从海陆军备而工商实业，而科学技术，而文化教育，认识逐步深入。其中就有人看到西方强国的语文体制跟中国不大相同。他们比较中西语言文字，发现中国有三难，西方国家有三易。中国的三难是：写文章难；认字写字难；不同地区的人说话难。西方国家的三易是：写文章容易，因为基本上是写话；认字写字容易，因为只有二三十个字母；不同地区的人说话容易，因为有通行全国的口语。于是他们提出切音字的主张，认为这是开民智、兴科学的关键。最早的切音字运动者卢戆章的话可以代表他们的想法，他说：“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这些切音字运动者，有的只是提出一个方案，做了一些宣传，有的也曾开班传授，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成就是很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当时政治形势的限制：象这种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指归的语文改革，在人民自己取得政权以前是很难完全实现的。其次，他们对于语文改革的整个内容，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或者认识不足，或者虽有认识，可是顾虑重重，不敢冲破障碍，提倡彻底改革。语文改革实际上包含三个内容：用白话文代替文言，用拼音字代替汉字，推行一种普通话。三者互相关联，而彼此倚赖的情况不尽相同。改用白话文，不一定要用拼音字，也不需要拿普通话的普及做前提，因为有流传的白话作品做范本。推行普通话必须有拼音的工具，但是不一定要推翻文言，可以容许言文不一致的情况继续存在。惟有改用拼音字这件事，却非同时推行普通话和采用白话文不可。否则拼写的是地区性的话，一种著作得有多种版本；另一方面，如果不动摇文言的统治地位，则拼音文字始终只能派低级用场，例如让不识字的人写写家信，记记零用账。这样，拼音字对于汉字就不能限而代之，而只能给它做注音的工具。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恰好是基本上采取了这样一条路线，也就只能收到那么一点效果。二十多年切音字运动的总结是1913年制定、1918年公布的一套“注音字母”。

从那时候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期间的变化可大了。白话文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已经大大地扩大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也已经给拼音文字打下了可靠的基础，虽然直到目前为止，它的主要任务还是给汉字注音。

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拼音文字决不能象汉字的写法，一个个音节分开，一定要分词连写。先学汉字后学拼音的人，总是要在脑子里把拼音字还原成汉字，就觉得它不够明确；一起头就学拼音文字的人，学一个词是一个词，并不会感觉不明确。当然，有混淆可能的同音词仍然需要区别，也是可以想法子区别的。汉字能区别同音字，在阅读的时候的确是一种便利。可是文字的使用有读和写两个方面。写的时候要在许多同音字里边挑一个，这就成为一种负担了。写错别字不是一直都是语文教学当中最头疼的问题吗？这是汉字的先天毛病，一天使用汉字，这毛病就一天不得断根。而且一个别字为什么是别字，有时候也叫人想不通，如果你用无成见的眼光去看问题，象六七岁的孩子那样。我家里有个六岁的孩子，学过的汉字不多，有一天写了四个字让我看，是“天下地一”。我告诉他“地”字错了，该写“第”。他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写“地”，我倒给他问住了。是啊，为什么“地”不能兼任“第”的职务呢？“地一个”，“地二个”，“地一千零一个”，在什么上下文里有误会的可能呢？要说不让“地”字兼差吧，为什么“轻轻地”、“慢慢地”里边可以写“地”呢？这可是连读音也不一样啊！怎么能怪孩子们想不通呢？

（2）汉字不跟实际语言保持固定的语音联系。“学而时习之”，孔夫子说起来是某五个字音，现代的曲阜人说起来是另五个字音，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说起来 …… 此处隐藏：1294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