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论文文档]浅析古今之道(4)

一份神秘的色彩。

《春秋》多言灾异，但孔子并没有明确地把灾异与人事联系起来，这与孔子强调人文理性是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董仲舒以《春秋》祥瑞或灾异的形式所体现的赏善罚恶性能，形成了受命之符、符瑞和灾异的理论。所以当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时董仲舒回答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缨盩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汉书董仲舒传》)这是通过周公、孔子的以及后世失得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只要累德行善，天下归心，就会召至天降祥瑞符命;反之，如若残贼百姓，人民离散，诸侯背叛，即会召至灾异。董仲舒指出：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把《春秋》历史的经验理性转化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给《春秋》经中的灾异现象给予了新的解释，认为灾异是天人感应的结果，是天对君王失道的一种警告，是天心仁爱君王而想帮助他把国家治理好。《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也有类似的思想：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遣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亦云：唯人道为可以参天。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这就是说，天人之间是有感应的，天心仁爱人君而通过灾异来阻止其政治混乱。如果国家政治有所失误，不能体现天意之仁，一开始天就要通过灾异来谴告;对于天的谴告君王不能有所改变，接着就会以怪异现象惊吓;如果君王还仍然置若罔闻，不知敬畏，就必遭殃咎。所以，君主就要主动地与天地参，要以天的爱利为意，养长为事，多做爱人利民之事。

正如有学者所论，在董仲舒的观念中，《春秋》对既往灾异所蕴含的记录正是理解现时之天意的指南，而对君主来说，《春秋》作为天人交感的现实记载则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君主倘若能结合灾异所蕴含的道德原理来思考《春秋》中的各种类似灾异，就能发现自己的道德过错的来源，修正自己的行为并最终保住天命。[1]在这个基础上，董仲舒树立了《春秋》在汉代国家意识形态重建过程中的权威地位：《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