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威方式:人治秩序转向法治秩序;
——政权更迭首先是国家领导层的变更。
政治共识达成:政治动员转向协商;
——各级领导必须学会从讲话到对话的转变。
政治利益协调:由代表制转向表达制;
——必须建立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减压阀理论、弹簧理论、大禹治水理论。
政治腐败的整肃:由伦理制与随机性转向制度型;
——治理腐败关键靠制度,邓的观点。
政治责任:由虚置化转向硬性化。
——在民主时代,对下负责就是对上负责。
在社会转型时期,如果当社会的利益表达、民主要求与传统政治体制的吸纳能力(政治制度化程度低和政治参与途径匮乏)产生矛盾时,矛盾和问题往往激化。
当前矛盾的焦点不在于矛盾,而在于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途径和机制。如法轮功问题、黑势力集团问题、农村中封建迷信或大批人对宗教的信仰、自杀等问题。
因此,如何以积极角度维护稳定、以发展的眼光对待社会的利益和民主诉求,重新塑造政府的合法性,是当前执政党和政府最大的难题。
这个问题解决的根本思路在于树立积极的稳定观,并重点以民主制度建设方式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选举和社会选择制度;
民主立法
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
依法行政、行政复议、行政监督与保护人权
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与司法救济
完善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
(三)在社会领域,必须维持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了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虽实现了高速跨越式增长,也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加上原有的问题,导致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城乡失衡: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城乡发展失衡导致的城乡差距扩大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城乡之间的冲突。“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最根本社会问题。
贫富失衡:30年来,迅速实现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现在进入高风险范围(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3~0.4的警戒线)。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说: “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年谱》2004年版,第1364页)
地区失衡:这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总量上的差距,还体现在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方面的差距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方面的差距。
产业失衡:长期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一直比较落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领域的转移。
自然和生态的严重破坏:大规模破坏生态、制造环境污染,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实现高速增长。 社会贫困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大量的赤贫、失业、无法接受教育和就医等问题,使相当比例的人民群众感到就业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这构成了政府当前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大约有1.4-1.8亿人 。 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不和谐:分配不均、收入与生活水平差距现象,较人们很难平等相处,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