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教案及重点(11)

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

2：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时间范围和重要作品的体裁、作者。

革命历史题材主要取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建国前几年），除此外，还包括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居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主流的是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

比较突出的艺术体裁是长篇小说。有杜鹏程《保卫延安》、知侠《铁道游击队》、曲波《林海雪原》、吴强《红日》、梁斌《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杨沫《青春之歌》、欧阳山《三家巷》、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敌后武工队》、冯德英《苦菜花》等。 短篇有：王愿坚《党费》、《七根火柴》、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娟《百合花》等

3：这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发达的原因。

（1）：首先与当时普遍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有关。大多数作家们自觉追求记录、刻划过往几十年的中共历史，希望以自己的作品进行形象的革命传统教育。

（2）：现代历史题材创作在新文学史上有比较多的经验积累。“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把中国近现代历史纳入文学创作表现的视野。

4：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三种叙事模式

（1）：《子夜》模式：是一种以阶级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并通过人物的阶级关系来展示社会面貌，带有鲜明的中共党史的叙事立场的叙事模式。这种自觉的党史立场和通过阶级分析来塑造人物典型的创作方法，对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代作家梁斌、冯德英、欧阳山、杨沫、罗广斌、杨益言等人在建国后战争文化规范的制约下自然而然地把《子夜》模式的影响推到极致。

（2）：《死水微澜》模式：是一种以多元视角鸟瞰社会变迁为特征的叙事模式，突出了民间社会的生活场景与历史意识。当代文学创作中不能像《死水微澜》这样全盘透过民间生活场景来展示历史进程，但《死水微澜》的民间视角、民间趣味在当代小说的局部民间生活场景描写中还是能起到重要作用。

（3）：《财主的儿女们》模式：以个人心理历程反映时代发展为特征的叙事模式。 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精神自传色彩的叙事模式，是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精神传统在中国的回响，这种模式代表了知识分子审视社会历史以及自身的精神搏斗史的独立视角和叙事立场，在以后漫长的文学历程中曲曲折折地顽强地表现出来。如1957年发表的宗璞的《红豆》就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变动中精神挣扎的痕迹。

这三种革命历史的叙事模式对当代文学的影响程度不一，有时是混合在一起的，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复杂的艺术效应。

（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

1：革命历史的宏大叙述和史诗建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吴强的《红日》全方位、多侧面地再现了中共领导的重大战役，小说中对于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写突破了传统战争题材小说中的传奇性描写。

2：革命历史的奇迹化和英雄化：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代表了另一种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情节的传奇化和人物的英雄化。

3：革命历史的具体化：

（1）：个人化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五十年代展开了历史化的主导任务，那就是建构一个党领导人民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宏大历史。这个历史具有集体性与整体性的特征，但明显缺乏个人性的特征。知识分子只是以一个全知的叙述者的角色完成这一客观历史的呈现。如何使这个整体化的历史个体化，使客观化的历史具有主观性的特征，这是革命文学进一步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革命文学在艺术上必然与必要的深化。

不管如何，文学写作总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知识分子不能总是在文学之外来表现时代的精神生活。因此，革命文学现在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其一，客观化的观念历史如何具有个体性的经验特征；其二，表现历史的主体如何可以融入被表现的历史之中；其三，这是全部难题的症结：如何把知识分子的个体与革命历史的客观性融为一体。这一历史难题，由知识分子个人成长的故事加以完满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