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教案及重点(18)

派诗人奥登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关心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现实，反对将诗作为政治工具，同样反对“诗的本质是抒情的”的观念。主张意想对思想的表现，把传统的主观抒情变为戏剧性的客观化处境，表达现代意识，标志诗歌的新高度。

由于与新中国的文艺规范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诗人在建国后相继选择退出文坛，而从事潜在创作。退隐原因A：否定诗与政治的从属关系。B：现代主义的思想传统。

（2）：“七月”派诗人。在艾青帮助下，主要以胡风编辑的“七月”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创作流派，由于胡风在40年代后期就受到批判，这派诗人也逐渐不敢创作。A：唯心主义诗歌观，强调诗人的主观战斗精神。B：对抗题材决定论。

这些诗人并非自愿停止歌唱，“他们也渴望能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光辉里奉献我们渺小的工作”，但这种美好的愿望却因自己的诗歌主张与时代的文艺规范相冲突而难以实现。这是战争文化传统和五四启蒙文化传统的矛盾冲突的一个侧面表现。但他们仍做了一些诗歌，表达向新文学规范接近靠拢的渴望和表达自我感觉。

（3）：继续创作的诗人－寻求新生活的契合点－遭遇创作上的困境

并不是所有的老诗人都意识到诗歌创作中的矛盾和冲突，这些诗人包括郭沫若，何其芳，臧克家、冯至、田间、艾青等。他们认为新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为诗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带给诗人和诗的解放。只要表现新的社会生活，投入到社会生活就能获得发展。

如何其芳是从五四启蒙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现代文学时期他的很多诗都体现了知识分子自我，个人与社会、革命、现实与理想、艺术之间的冲突。常称自己是矛盾体。建国后，这种个人自我的忧伤没有了，转而投入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颂歌创作，表现了诗人找到心中理想的巨大欣喜。

这些诗人给17年诗歌的贡献是增加了许多颂歌，形成建国后第一个诗歌创作模式——颂歌创作。它们是诗人真实情感的流露，但背离了诗的一些基本要求，把诗当作配合政治、时事的工具来写，普遍艺术价值不高。政治热情过后，他们普遍进入了创作上的困境，并最终离开诗坛。如郭沫若到后期几乎创作不出新作品，只是一些顺口溜式的作品。冯至的诗探索也没有成功，田间也出现了创作困境。 2：新一代诗人——17年诗歌创作的主力。

（1）中年诗人，多在四十年代后、解放区时开始诗歌创作，坚持着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规范和形式，努力表现时代精神、歌颂党和新社会，探索诗歌大众化的方向。创作上主要表现为政治抒情诗体式。

（2）青年诗人，怀着青年的锐气，理想主义的朝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而不是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他们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承诺，在创作中表现了新的诗情，不像老作家有许多束缚禁忌，创作上大胆、有突破。如公刘、李瑛。

（四）：十七年诗歌创作的两种基本体式。

1：政治抒情诗：诗有两种倾向，重诗人个人的主观反映，重诗与社会生活的相连。五四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加之民族阶级矛盾尖锐，使诗承担了社会责任的需要，叙事诗成为十七年诗歌的主要体式。但诗作为情感表达的主要方式，即诗的抒情本质在另一方面得到独特的表达和肯定，即诗与政治结合，形成政治抒情诗。从广义上说，十七年的大多数诗歌都属于政治抒情诗。作为一个具体概念，它有独特内涵。

（1）出现原因。A：根本原因是新中国的建立，在诗人心中激起政治豪情。翻天覆地的变化必然会激起无限巨大的热情，从而反映在诗歌中。B：中国新诗具有浪漫主义传统，特别是左翼以来殷夫、艾青和田间等代表的红色诗歌，提供了创作经验。C：以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代表的苏联作家创作的大量政治抒情诗的示范作用，提供了供模仿的诗歌创作模式。

（2）特点：A：作品中有明显的抒情主人公存在。这一抒情主人公不是个人，诗人自我，而是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身份出现。抒情主人公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作者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B：内容上表现为强烈的政治观念、社会理想，在情感上表达为一种自豪和喜悦。C：形式上，一般较长，用排比、阶梯式等修辞手法，修饰出整齐的诗形，增强诗的气势和感染力。

政治抒情诗和早期的颂诗在诗的抒情性一面来看有内在一致性，但也有所不同。60年代末，在极左思潮下多了成政治口号。代表作家贺敬之、郭小川。